過去許多台灣的創業相關文章都是從創業家的角度去討論籌資如何困難，但卻很少有文章深入討論從投資的角度看待台灣的新創公司與團隊。目前為止，許多相關論述仍停留於「找不到資金」的階段，因此，本文將專注於創投的角度去探討台灣創業圈如何改善團隊素質。
在許多台灣創業家的印象中，台灣新創界最大的問題在於資金不足。事實上，這說法只對了一半，台灣確實有上兆台幣的閒置資金躲在房地產中，但是要將一切問題歸咎於投資人「太過保守」也與事實不符。
客觀而言，台灣的資本環境並非像中國、越南、巴西、俄國等國家一般封閉。台灣雖然在軟體科技創投環境不如美國、中國成熟，但是台灣在電子產業時期就曾吸引國內創投與外資進駐。即使在閉鎖型公司法實施前，台灣新創公司已經可以透過境外公司來規劃股權，亦有其他手法可以「做出」技術股和可轉債。
台灣許多創業家擔憂的公司法和投資法規問題的確是障礙，但是卻不是「防止」創投和外資投資的根本問題。
若觀察國際創投以及種子基金的走向，我們會發現一些很矛盾的現象：國際創投大舉進入資本市場比台灣更封閉、投資障礙嚴重的國家，但是卻沒有用心投資台灣。
討論到美國的大型 VC，他們 portfolio 中的台灣新創公司非常少。而許多台灣本土 VC 如玉山創投、心元資本、Mesh Ventures 等的美國和中國 Portfolio 多超越台灣 Portfolio之規模。而拉丁美洲的科技公司在美國不管是創投還是併購案，可見度也都遠高於台灣團隊。
到底原因是甚麼呢？要論人口，以色列人口只有八百萬、瑞典人口只有九百八十萬；要論經濟總值，拉丁美洲除了巴西和墨西哥以外所有國家經濟規模都比台灣小，越南、新加坡亦然。要論人均生產毛額，拉丁美洲沒有一個國家比台灣更富有，越南、中國亦然，連以色列的人均毛額也不比台灣高上多少。論科技業人才，台灣的密度與素質完勝越南與拉丁美洲。
所以說，要將問題完全歸咎於「投資人太過保守、不願意栽培台灣團隊」恐怕太過於膚淺。因為事實擺在眼前，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創投與投資人，對於投資台灣團隊的興致都不高，但是卻積極投資開發中國家，可見台灣新創圈有更深層的問題應該檢討。
但至今，許多創業領袖還整天在煽動創業家與投資人之間的對立，其實於事無補。
創業的品質
聊創業，媒體口徑多以「團隊數量」、「活動人數」為標竿。但是，相信許多創過業或正在創業的朋友都已經看出來了：創業團隊再多、活動人數再多，沒有創造營收、沒有業務成長也沒有太大意義。
很多媒體文章都喜歡吹噓某某城市會成為下個矽谷，從新加坡、柏林、聖地牙哥、以色列，連美國一堆鳥不生蛋的州，都被拿出來作文章。台灣當然也不例外，自己就先成立了個亞洲矽谷計劃。
但是事實很明顯，舊金山 SOMA 選的十隻團隊，跟新加坡或柏林選出的十隻團隊成功率有差，素質自然不同。而參加過 YCombinator，或是受Andreessen Horowitz 投資的團隊，素質跟台灣育成中心的進駐團隊自然不同。
在台北，創業已經被鼓吹到創業家滿街走，但是真正團隊的素質，到底如何測量、如何比較，至今仍沒有個標準。
近兩年，夸夫曼基金會對於美國的創業活動分析開始進行了一些不一樣的嘗試。首先，除了測量新創公司的數量與密度以外，又開始測量另外兩種指標：新創業家參與率（Rate of New Entrepreneurs）以及新創業家的機會成本比例（Opportunity Share of New Entrepreneurs）。
所謂新創業家參與率，測量的是每個月，當地所有成年人決定出來創業的比例。
而新創業家的機會成本比例，則是測量每個月出來創業的新創業家，創業前是否有工作。（還是因為沒工作所以創業）
理論上，參與率可以讓我們了解當地創業風氣是否深入當地文化，而創業家的機會成本，則是告訴我們當地的創業家是否有創業的準備，還是魯莽創業。
用以上兩指標，夸夫曼基金會發現美國城市中創業參與率最高的城市是德州的奧斯丁，其0.60%的創業參與率，高於第四名的舊金山（0.46%）、第六名的紐約（0.39%）和第八名的聖荷西（0.31）。而令人驚奇的是，邁阿密與洛杉磯的參與率分別是全美第二（0.51%）和第三名（0.49%）。這顯示，除了矽谷和紐約以外，美國有些城市人口的創業意願可能比現有的創業和科技中心人口還高。（原因可能是現有創業重鎮的工作機會待遇好，因此不見得很多人願意離職去創業。）
當然，這些城市也先別得意太早。若參考機會成本指標，德州奧斯丁馬上掉落到第17名（79.88%），這數字的意思代表奧斯丁出來創業的人口有約20.12%是因為失業才出來創業的。而洛杉磯與邁阿密則更慘，分別為第29名（75.82%）與第24名（78.08%）。反觀既有創業中心的舊金山、聖荷西與紐約分別為第12名（82.34%）、第1名（94.18%）與第9名（82.99%）。這告訴我們，有些城市的創業風氣興盛，有部分原因是因為當地經濟較差，有大批失業人口（而且多是年輕人），因此在失業之餘許多人跑出來創業。
當然，因為失業所以跑出來創業不見得是好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創業家通常做決策會較魯莽，而且計畫也難以從長計議，所產出的點子和商業模式通常也比較差。反觀在成熟的科技創業重鎮，創業的機會成本高，許多創業家投入之前都會較深思熟慮。（當然，以上兩指標並非完美，因此僅供參考）
台灣的現況
講到這邊，其實越講越敏感，有很多論述相信是台灣創業家不想聽的，所謂忠言逆耳。
其實說到台灣的起步環境，說糟，其實跟美國相比，也沒有糟糕到哪裡去。台灣很多第一次創業家常常抱怨找不到錢，事實上，美國第一次創業家幾乎也都找不到錢。非但如此，美國許多新創公司創立不到兩年就消失了，很多創立在舊金山灣區和東北迴廊外的團隊，常常被卡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小創業圈中無聲無息的死掉了。真正到得了矽谷或紐約、登上版面的，在美國都是百支、甚至千支新創團隊中存活下的佼佼者，並不是多數。（請不要忘記美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產值相當於整個歐盟，這是個很大的國家篩選後的結果）
而台灣因為過去中小企業眾多，其實台灣資方比例而言比日本、南韓、新加坡、中國都還要有錢。其實在台灣籌天使資金對象並不少，筆者過去創辦的兩家公司也曾有台灣天使投資人參與，融資超過千萬新台幣。而台灣許多赴國外發展的團隊，背後也有許多本土天使投資人的資金，以規模和管道而言，前提都是需要去拓展人脈，並沒有與美國的模式有太大的差異。尤其是第一次創業家，在台灣和在美國都是一樣辛苦。
如果你認為自己做不出東西是因為台灣環境不好、找不到錢，這也太小看台灣投資人投注的心力，也再自怨自艾了。
反觀，台灣創業家比一般美國創業家幸運很多（但同時也是幸運的詛咒），那就是台灣薪資水準很便宜。
因為台灣薪資水準便宜，台灣創業家拿到政府的創業補助跟美國相比其實比例上優渥很多。在美國，除了中小企業創業補助外，大部分獎金都來自於民間機構。通常美國民間機構（如育成中心、孵育器等）的補助約五百塊美金到一萬美金，若參加比賽，獎金通常都在幾千塊美金到上萬美金，最高通常不會超過十萬美金。這數字換算成台幣看似很多，但是在美國，連理工學院應屆畢業生的薪水都從十萬美金起跳，在美國基本上參加比賽和等政府補助，拿到的獎金連填牙縫都不夠。
但是在台灣，政府補助光個人創業就五十萬到一百萬新台幣。而參加比賽的獎金隨便加起來都超過了台灣軟體工程師的年薪。因此，這也造就了台灣創業界的一種歪風：因為補助金額足夠支付員工薪水，因此太多創業團隊的時間精力都放在參加比賽和申請補助。
兩地相比，在美國，比賽獎金和補助規模上完全不可能取代民間的投資；但在台灣，比賽和政府補助反而讓創業家失焦，反而不重視市場需求和投資人的期許，很多人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過去敝人曾討論過台灣政府應該加碼投資創業，但是這資金必須用在培育特定產業人才與協助新創與傳統產業結合。
而因為台灣薪資水準低，自己出來創業拿政府補助的錢可能比全職工作薪水還高，也造就了劣質的創業風氣。
要鼓勵更多本地投資人和外資投資台灣，必須要靠培育更好的案子給投資人投，而不是繼續發放補助給沒有競爭力的團隊，繼續破壞資本市場的市場機制。
填補新創產業空洞
所以，台灣新創產業到底缺少了甚麼，為什麼讓本地投資人和外資打不起精神？
其實道理很簡單，若參考美國幾家大型 VC 創投以及知名加速器的 Portfolio，然後再參考台灣許多創投的台灣 Portfolio 與台灣加速器的培育成果，你會發現問題有兩大面向。
首先，一大問題在於產業別。國際級 VC 與加速器的 Portfolio 中除了 B2C 公司以外，有一大部分（甚至可能過半）是 B2B 解決方案或是純工業科技（沒有獨立產品）的公司。更有許多專精於投資工業技術授權的創投。像是 RG/A Ventures、三星創投、Two Sigma Ventures等在美國都是相當活躍於工業技術的創投。而 RG/A 和 TechStars 合作的 IoT 加速器，則是只收 B2B 和工業技術團隊。
反觀台灣，新創圈的產業失衡很明顯。台灣上得了創投版面的新創公司幾乎是 B2C 獨霸，有強力 B2B 解決方案和工業技術競爭力的新創公司非常少。這告訴我們一來台灣投資人和外資在台灣投資的產業選擇真的不多，而二來由於 B2C 產品通常技術資本都較 B2B 和工業技術低，台灣能夠在純技術上跟國際競爭的新創團隊太少。
以現在炒作得火熱的物聯網為例，過多台灣團隊都是以 B2C 之個人穿戴式裝置為產品，而事實上這些產品不但獨特性不夠、跟國外競爭對手的重疊性太高，本身的技術內涵也不夠差異化。而台灣過去幾年被許多創業圈子炒作起來的「跨境電商」亦是一例：當台灣電商新創計畫朝海外發展，常常發現自己與中國、日本、南韓、東南亞等當地之電商公司無法有效差異化。
第二問題在於原創性。國際級 VC 與加速器培育的公司有許多在美國本身算是原創者之一，在國外也算得上先行者，因此光在技術和商業模式上就有全球發展的可能性。台灣當然有原創技術與商業模式，但是比例而言少了許多。尤其是在台灣盛行的 B2C 平台與 App，連上市公司有的都是複製國外技術與商業模式，因此在國際上發展的空間有限。尤其台灣許多創業家仍有「台灣生根，中國延伸」的荒謬觀念，直到台灣飽和後才發現非但中國早已有一模一樣的新創公司（而且規模還比較大！）、連南韓、日本、越南都已經飽和，更甭談在更遠的歐美登陸。這類投資案的發展空間過小，對於需要高報酬率的創投而言，自然對於許多台灣 B2C 新創冷感。
小結
綜觀以上因素，其實台灣新創圈的問題來講，資金真的不是最大的問題。
如今倫敦、柏林、北京、特拉伊夫、斯德哥爾摩等創業中心已成熟，國際創投開始往越南、巴西、墨西哥、愛沙尼亞等開發中國家移動，這過程中外資卻跳過了台灣。而台灣本地創投同時也加碼投資美國、中國新創。
面對此跡象，台灣新創圈應該思考台灣在於各產業別的投資力道和商業模式的獨特性。
在某種程度上，整個創業界必須回歸基本功，對於學術和產業專業做長期的投資耕耘，而不是妄想能一夕之間想出一個驚天動地的「好點子」而一炮而紅，這種創業神話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是微乎其微。
政府方面亦需調整各類 KPI，從追求創業的「量」到追求創業的「質」。目前過多資源被浪費在辦比賽、發補助、送團隊出國遊山玩水，這些資源在台灣低薪、機會成本過低的環境下，反而變相鼓勵年輕新創團隊無目的草率創業。這些資源以及未來亞洲矽谷計畫的資源，應轉用於輔導深耕有雄厚技術資本的學術團隊與具有全球商業潛能的新創公司。
Photo Credit: Pictures of Money
